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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文教育？
近来，人教版小学教材的插图引起热议。80后90后纷纷打捞起记忆中那些描摹着时代剪影意趣的课文插画。这让我想起打小从中国文学里获得无数细碎快乐的那些日子，以至于此刻不免思忖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文教育？所谓「漂亮的中文」又是什么？
我已然不清楚现在的学生在读什么课文。直到年初，我的表妹Lindsey——在上海一所国际学校念Year 6——将张爱玲的《天才梦》摊开在我面前。她的中文教材比较自由，老师选取文章揭示一个主题，当月主题是「自传」。除了《天才梦》，其余三篇文章是——丘吉尔回忆童年偏科，沈从文幼时在湘西逃学的故事，还有毕淑敏的自传。懂得收录张爱玲和沈从文，我笑说：「你们老师的阅读品味倒也还不俗。」
Lindsey想让我为她讲讲张爱玲。自然，为谁讲张爱玲，我都责无旁贷。在我有涯的阅读经验里，那种让你血液里叮铃作响的感动，多半是张爱玲给的。如果马尔克斯的文字有一种把你吸进去的魔力，那么张爱玲就是让人沉下去，不断沉下去，深不见底。自从夏志清在文学史上为张爱玲正名以来，港台的文人、学者日日都在谈论着她，大陆的许子东、止庵亦然。因为她一落笔，就是真正漂亮的中文。
可我又不免为难，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，眼前的11岁小女孩和这篇《天才梦》所写就的时代几乎隔着山长水远的遥遥一百年。读上几句《天才梦》，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文字——1939年一个民国少女的散文，混着古中国的精雅与大西洋的新潮，那些色彩浓厚、音韵铿锵的字眼是她经年累月浸润在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和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里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我侧目：「你试着读一读？」Lindsey脆生生的嗓音从「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，从小被目为天才」开始响起，继而时不时卡壳在不认识的中文字上。读了一页，她遂放弃：「读不懂。」其实，很难希冀她读懂，尤其她是如此西化的一个小孩，比起稚拙的方块字，她的斜体英文显然写得更加成熟。这种西化有时也体现在思维上，她半小时就能画出一张很有梗的政治讽刺漫画——比如丘吉尔和希特勒摆出经典手势，写上“Scissors beats paper”，大人们都很赞叹。
不过，《天才梦》短短千来字，我还是逼着她读完了。我们翻到文末附上的张爱玲照片，那个旗袍加身昂头睥睨的女作家。Lindsey说：「她看起来很高冷。」 我顿了顿：「她是苍凉。」她不解：「苍凉？」罢了，我断不能要求她现在就懂得苍凉，便岔开去说起张爱玲用第一笔稿费买了口红的小故事，絮絮荡了开去……「《天才梦》难得之处在于她很有自我意识。你知道张爱玲的理想吗？她说自己要比林语堂更出风头，穿最别致的衣服，周游世界，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。」我不晓得Lindsey听进去多少，想着她至少初识了这位写出漂亮中文的作家。
不料，两周后，听说Lindsey的作文几近满分，老师在文末点评：“文章很好地运用了张爱玲《天才梦》的语言风格！” 课上读完名人的自传，学生被要求写自己。以《天才梦》打底，她写了自己未来想拥有自由带来的快乐，但这种快乐存在前提——支配时间、资产、知识的自由。而她并不急着选择长大做什么，毕竟连随遇而安的人也会被命运指派新的角色。读完作文，我惊喜于她那份自我意识的闪现，更想起那一日她朦胧的神情下，原来感受到的比我以为的更多。这场发生在Lindsey身上的中文教育是成功的，她显现了阅读以后的哲思，亦领略了文字的风格。
与她年龄相仿时，我似乎也被一种迷蒙的自我意识所笼罩。初中早读，大约是《荷塘月色》，除了那句「热闹是它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」，这篇朱自清的散文让我感到虚渺。于是我大方地看起了《围城》，尽管钱钟书具备学者的好，有时并非小说家的好，但英式幽默在那个早晨还是比朱自清的苦闷好些。老师出现在身边，默默收走了我的书，嘱我周五再取回。那日，她从抽屉里拿出《围城》，浅笑道：「书是好书。」 她的眸子里甚至有一丝赞许，我大概理解，毕竟她是一位会推荐我们看钱穆、柏杨的老师。而我，如今也已分不清那时的行为是一种炫耀阅读品味的虚荣，还是挑战教育制度的反叛。
及至18岁去了台湾念中文系，对于文字的审美，我才建立了一种系统性的意识。浩浩汤汤的中华文化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汉赋、唐诗、元曲、宋词中翻腾涌现。老先生写得一手好骈文，却教我们韩愈、柳宗元的散文，韩、柳引领古文运动，主张文以明道，最是反对六朝以来铺排华丽的骈文。午后，在山雨欲来的青烟色空气里望出去，是钱穆故居，朱红大门上拓的金色墨笔字——「素书楼」，有些教授会说，年轻时曾在这栋翠竹掩映下的小楼里听钱穆讲学。
最记得专研张爱玲的现代文学课教授，声线淡淡，讲课亦趣致。我们永远从文本出发，每及谈到极好的意象，比如《金锁记》中那被打翻的酸梅汤沿着桌子朝下漏——「一滴一滴……一更，二更……一年，一百年。真长，这寂寂的一刹那。」他总会以清朗的语调缓缓感慨：「这是多么漂亮的中文。」
然而，「漂亮的中文」常被看轻。杨绛对张爱玲有偏见：「她的文笔不错。但意境卑下。」 傅雷写长文提点张爱玲，「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……写作的目的和趣味，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」。对于她既古典又洋派的笔调，他说：「王尔德派的人生观，和东方式的『人生朝露』的腔调混合起来，是没有前程的。」最后，傅雷指出：「除了男女以外，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。」
这些都是常见的对于张爱玲的指摘，仿佛她对时局的漠然是大逆不道，只着眼于乱世之下的男女攻防是小资小调。张爱玲以《自己的文章》回击了傅雷，她说弄文学的人过于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，而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。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大多不彻底，他们没有悲壮，只有苍凉。人在恋爱的时候，是比在战争或革命时更素朴，也更放恣的。她喜欢素朴，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，浮华之中有素朴。她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。
张爱玲写的是人性，而人性跨越任何时代。如今我们看着张爱玲笔下的人物，依旧动容，恰恰因为我们也都是些不彻底的现代人。
傅雷、杨绛高举「大格局」的旗帜来谈论张爱玲的风格与意境，这便引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——文以载道是否才最高级？我倾向于认为，文以载道是千年来士大夫文字的灵魂，因为这些人从未放下自己的政治抱负。经史子集，在古中国的排位里，纯粹的文学是末流。因此，文以载道自然很重要，但那承载的是历史、政治、哲学，偏偏不是文学。
真正的文学在于风格，那种文字间泼出来的天才。纳博科夫在《文学讲稿》中说，我们不必自欺欺人，文学就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。而他也总是秉持着自己的「偏见」：「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作品的精华，伟大的思想，那不过是空洞的废话。」
我们也该为「漂亮中文」正名了，那不是浮华的词藻，而是代表一种风格。这种风格可以是李白的疏狂，李商隐的幽微，曹雪芹的繁盛与虚无，张爱玲的奇瑰与苍凉。而当一个作家拥有了风格，难道还会没有思想吗？
纵观我们多年的中文教育，总是浪费了太多时间去理解，却花了太少时间去感受。
竺晶莹，媒体人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硕士
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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